最后才是物质与精神或者说存在与意识对立统一的存在，亦即作为规范与意志的统一体而体现的法。
从机器人与自然人的关系来看，机器人的地位正在逐渐发生变化。综上，笔者认为，从能否成为诈骗类犯罪的主体角度看，普通机器人不具有实施诈骗行为的能力，不能作为主体。
机器人加载道德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机器人成为独立的物种，真正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而是为了控制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致的系统性风险。事实上，机器人可以具有道德并非天方夜谭，更非无稽之谈。机器人具有感知刑罚痛苦的能力(刑罚的形式包括限制、剥夺自由，毁损等)，并且能够在犯罪的快感与刑罚的痛感之间进行理性权衡，以调整其之后的行为，换言之，自由意志的存在决定了机器人本身是可以接受深度学习与深度改造的。机器人道德不可能也不应该脱离人类道德，这就意味着对机器人的设计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正如前述，辨认能力不仅是对事实的认识，更是对事实所蕴含规范意义的认识，作为诈骗类犯罪对象的机器人最多只能认识到事实(包括错误的事实)，而不可能认识到事实的性质、作用等规范层面上的意义。
从科技发展的角度来看，以往的机器人本质上是基于自动化技术的机械电子装置，不具有人的属性，更不能与人进行无障碍、自由互动，因而将其视为工具无可厚非。除在医疗、交通、灾害应急处理等社会领域已经出现人机合作外，在某些特定领域(如知识产权领域)，智能机器人甚至能独立创作出作品，其主体性、人格性、创造性特征已初露端倪，并将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提升而愈发凸显。第一，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重在深化改革。
此次论坛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具体在司法领域，将呈现为人民司法需求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法律思维的实质就是规则化思维，具体化为权利义务思维。人的需要必须经过法律的过滤和筛选才会判定善的需要和有效的需要。每一个需要都想得到满足，如果只是满足其中一个而将其他需要的冲动搁置不顾，则我将陷入一种毁灭性的局促状态。
参见[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8、164页。人民尊严的妥善安置是当务之急，也是党和国家的使命。
否则，就会造成如沃林批评施米特的情形，以幻灭之名颠覆价值，从而完全消解了政治和法律的道德意蕴，使得用来揭示西方政治哲学何以诞生的一整套政治问题：公正问题、有道德的公民问题，以及更一般地，‘美好生活的问题，都被抛弃了。诚如有学者所言：中共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不仅极大扩充了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空间，也在同样程度上扩充了我们民主法治建设研究人员可以想象和驰骋的空间。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要靠法治方式来解决。[20]第三，需要具有层次性、发展性和无限性。
[27]人民的力量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说的，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重点任务在于：一是围绕司法权运行新机制深化配套改革，二是围绕化解社会纠纷的司法功能深化配套改革，三是围绕建设高素质司法队伍深化配套改革，四是围绕维护司法权威深化配套改革。[52]张文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新飞跃》，《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6期，第2页。这意味着，我们要着重处理的依然是生产与需求、发展与需求的关系，生产和发展依然是重点和中心。
美好生活命题可以拓展为三个命题：第一，美好生活需要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是美好生活的享有主体。[15]参见[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这一研究还有待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响应。本文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并可以将其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以上三方面需求的累进式叠加构成了新时代的法治需求体系。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也要通过法治来实现。美好生活的法学研究则需要进一步将作为学术话语的美好生活与法学研究相对接，通过跨学科的比较分析与综合，深化对美好生活法学意涵的理解。第二处：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5.群体性，有的案件标的额巨大，牵涉的相关主体人数众多，影响广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职是之故，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和不断提高的时代背景下，必须推进权利本位范式进一步发展。[50][美]罗纳德•德沃金：《原则问题》，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30页。要使法律为民所守、为民所用，不断增强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护法的自觉意识和行动。
（二）坚持全面深化司法、政法乃至法治领域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5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也必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变迁。第四，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以权利确认和权利保障为制度载体和实现方式。
法律则是外部调控的重要手段。[54]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全面依法治国迈向美好生活。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生活之于法律的意义在于，法律在生活中起步、在生活中发展、在生活中生成，法律只有扎根于生活世界才可获得生命力。个人须用理性对自身的需要自觉调控，国家亦须用理性对整体的需要自觉调控。
在法学视阈下，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具体体现为更高品质的法治需要。[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页。
在对人民美好生活的理解上，三者缺一不可。法治的需求直接指向法治建设实践。
具体而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勾勒出了人民美好生活的一隅图景。[7]这要求我们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实现法治现代化，建设法治中国，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两个阶段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和题中应有之义。[3]中共中央于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认定：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
美好生活需要的法律实现依赖于回应型法的生成和发展。为实现病有所医，需完善统一城乡基本医保制度、大病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制度，指向健康权保障。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5页。法理思维的实质是基于对法律、法治本质意义和美德的追求，对法律精神和法治精神的深刻理解，以及基于良法善治的实践理性而形成的思维方式。
[25]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当某些社会群体的需要长期被异化且他们的一些基本生存需要都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就会处于不满意状态，尖锐的社会矛盾就会产生，最终必然产生变革社会的需求。[15]弗朗索瓦•佩鲁指出：发展同作为主体和行为者的人有关，同人类社会及其目标和显然正在不断演变的目的有关。
